Profil de 老板娘加州美丽花坊PhotosBlogListesPlus  |  Outils Aide |
|
29 mars 黄土高坡上还有一群“留守”的北京知青 前一篇我写了我们都离开了内蒙，知识青年们也陆续的离开了，可是当时的政策是结了婚的不能走，才有了很多为了回城，和农村的丈夫离婚，扔下孩子回城的故事。可是也有那极少数的人，为了不同的原因，留在了他们洒下青春的地方。今年是知识青年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把它贴上来，让大家记住这些曾经为了革命理想献身的人们。我上面加了两段视频，一段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段是知青的回忆，就是这些被毛主席接见过的那些年轻人，都被送到了农村。
~~~~~~~~~~~~~~~~~~~~~~~~~~~~~~~~~~~~~~~~~~~~~~~~~~~~~~~~~~~~~~~~~~~~~~~~~~~~~~~~~~~~~~~~ 高玉珍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回到北京。
30年前，落户陕西延安的2.8万名北京知识青年开始返城，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的高玉珍期盼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回
到家乡。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高玉珍的愿望最终随着“肝癌晚期”的宣判而烟消云散。2006年9月19日，58岁的高玉珍在自己插队的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长墙村的家中与世长辞。
她的离去，使至今还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人数又减少了一个，变为320人。
■没想到，她还是埋在了这里
高玉珍曾是毛泽东在首都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之一。
高玉珍的葬礼显得十分冷清。北京老家没有来人，五名前来送葬的留守知青被当作娘家人，受到最高礼节的迎接。这些“娘家人”送来的花圈的挽联上，将高玉珍称为战友。
10年前，高玉珍曾回北京的哥哥家探亲，哥哥是她在北京最后的亲人。遗憾的是，哥哥家的大门紧锁。这把锁，成了高玉珍的一块心病。
1969年2月5日，年近20的高玉珍坐上西去的知青专列，来到黄陵县桥山公社长墙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是一列充满歌声和憧憬的列车。
接受再教育期间，她成为当时经中央批准全国第一位和当地人结婚的北京知青。这次婚姻，让高玉珍返京的难度进一步加大。1986年5月，高玉珍进入当地的乡政府工作。
高玉珍的墓地位于黄陵县的桥山之下。桥山是渭北黄土高原向南延伸的一脉，《史记》中“黄帝崩，葬桥山”的记载让这个地方名扬天下。
前来送葬的留守知青龚凤海泪流满面。37年前，龚凤海和高玉珍同乘一列火车来到延安，“我倒没觉得她可怜，只是她把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里，没想到，她最终还是埋在了这里。”
■龚庄村的真正主人
龚凤海插队的地方叫黄陵县侯庄公社龚庄村，让龚凤海感到稀奇的是，龚庄村并没有一名姓龚的，“看来我才是这个村的真正主人。”一语成谶。
1979年4月，30岁的龚凤海因落实政策调回北京某公司当司机。然而仅仅一年后，由于生活上的不适应，他出人意料地要求调回黄陵原单位。1983年，35岁的龚凤海和一位当地人结婚，三年后离婚。上世纪90年代初，龚凤海再次萌生了回北京的念头，但最终没能实现。
曾有好多热心的人给龚凤海介绍对象，但对方见他连个房子都没有，第一次见面便告吹。龚凤海找单位领导要房子，但领导说，你迟早要回北京，要房子有什么用，除非你在这里再婚，才能考虑给你分房的事情。
对于返京，龚凤海已不再想了，他没法面对自己的哥哥嫂嫂们。
“人生就是这样，该认卯的时候就要认卯。”龚凤海用夹杂着陕西方言的北京话说。龚认为，他们这一代人受集体主义思想影响很深，不会滋生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他们这一代人没走上领导岗位，是国家的损失。
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无法想通，自己当年为什么要来到龚庄村？
■假离婚事件
在留守知青里面，于广云的年龄最小，54岁，但看起来比其他人都要老许多，一口牙掉得所剩无几。
1998年，延安地区为照顾留守知青的生活，将他们统一调入事业单位，于广云因此被调到黄陵县图书馆。报到第一天，领导看他身体欠佳，让他回去休息，于广云便一直休息到现在。
于广云于1975年和当地人刘百琴结婚，婚后两人回过两次北京。于广云在北京有六个兄弟，但他回去从不住兄弟家里，而是住在昔日的知青哥们家。在自己的兄弟家里，于广云总感觉憋得慌，“连烟灰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弹。”
为了能调回北京工作，在1986年，于广云曾和老婆准备办理假离婚，他告诉老婆，等他回了北京，再想办法把她调过去。按当时的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知青的，可以同时调回北京工作，但一方是当地户口的，只接受知青本人的调动要求。
在于广云苦口婆心的劝导下，老婆终于同意了他的想法。但在办理手续时，有人对他老婆说，于广云这个说法不太可靠，老婆立即反悔。
在当年，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为能调回北京工作，曾发生了无数起假离婚事件，但几乎都弄假成真。
■回到北京，我们还是外地人
假离婚未遂后，于广云再也没有提过回北京的事。他觉得，北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北京是汽车，我们是架子车，架子车跟着汽车跑，非得散架了不可。”
几乎所有的留守知青都有同样的感受。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的陈志曾回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回到黄陵县。北京的变化让陈志有些不太适应，“以前离家时，住的都是四合院，一出门，大婶大妈地叫，现在都住高楼大厦了，家家装了防盗门，邻居之间竟然都不认识。”
让陈志更感难堪的是，回到北京，总感觉自己是外地人，瘦小的他经常被别人怀疑是小偷。
喝到微醉的时候，陈志显得有些悲伤，“其实我们这些留守的知青，谁不想回去呀？叶落归根，但我们是没有能力回去呀！”
这句话让其他在座的知青唏嘘不已，顿时有人泪流满面。
钟振远想回北京的目的是“想住得离火葬场近一些”，但北京的房子太贵买不起。
陈志认为，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他们这一批人和北京家人的感情已经非常疏远，父母都不在世了，其他亲属对他们回京并不欢迎。
2000年暑假，在延安市南泥湾插队的姜作涛对老婆常玉莲说，你嫁给了一个北京人，一辈子还没去过北京，和孩子们一块回次北京吧。没想到，他们刚进北京家门，弟媳张口就问，你们回来是什么目的。
对此，姜作涛并没有过多的埋怨：“他们也是普通的老百姓。”
“父母不在了，就没有根了。”陈志认为，“所以，我们这一批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工作重新扎根。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可以到孩子家里养老。”
陈志28岁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已升任一家电脑公司的副经理，并且有了北京市户口。这一点让陈志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的孙子一出生，就会是北京人。
■人和人不能比
在留守的知青里面，惟有姜作涛说一口纯正的陕北话，说到过去的岁月，姜作涛显得十分激动。他曾和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一块儿插过队。说到王岐山，姜作涛最大的感慨是“人和人不能比”。
姜作涛至今保留着插队时的一只木箱子，说曾有外国记者2000块钱买，他不愿意卖。木箱子上红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依然十分清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和姜作涛一样，钟振远也是一名锅炉工。对于当时为什么来到延安，他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当时想也没想，一号召，就来了。”
生产队分给的都是毛粮，他们不会用磨面的碾子就经常煮玉米豆、麦粒吃。回想过去，钟振远感受最深的一句话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从钟振远的家里出来，留守知青张彦门直感叹“人和人不能比”，他至今还租住在别人家的窑洞里。9月17日，张彦门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他每月的工资是669.82元。张彦门的工作是给一家公司看大门，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说退休了要好好在家休息；但在办完退休手续当天，公司打电话说愿意继续返聘他，张彦门想也没想又去上班了。
■历史没有结束
于淑敏把自己再次返回延安的经历称为“二次插队”。
1978年，在延安插队的于淑敏回到北京工作，1996年退休。2002年10月，于淑敏只身来到延安，在延安街头开了一家“北京娃饺子馆”。对于重回延安的原因，于淑敏认为是“被情感所牵引”。
于淑敏经常去她插队的地方，每次去都要给当年插队时的邻居留点钱。当年，这位邻居曾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送过她一个用糠做的馍馍。
于淑敏觉得，在延安，她并没有异乡的感觉。1999年，于淑敏曾在北京组织了一次北京知青赴延安30年联谊会，“为了纪念那一段难忘的历史。”
同样为了“历史”而留下来的还有在黄陵县插队的李振远。“文革”前，李振远的父亲是一位正部级干部。因为这个背景，李振远被分配到了黄陵县最为贫困的一个村子。
不过李振远认为，他并没有吃多少苦。因为他会摄影，而且来下乡时就带着一部蔡司120相机，当地的领导很器重他。
李振远如今在黄陵县外办工作，主要负责一些重要领导到黄帝陵参观时的拍照工作。李振远称，他随时都可以回北京。之所以不想回去，是他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要有把一项事情做到底的决心。
李振远的决心，是做一个历史的记录者。(记者孙春龙) 23 mars 复活节快乐！复活节快乐！
上周日很多教堂里都买了棕榈叶子，纪念“Palm Sunday”， 当耶稣进耶路撒冷时，拥载他的人都拿着棕榈叶欢迎他。我们店里每年都会有教堂来买棕榈叶。晚上我们带着人去看了水晶大教堂演的“荣耀的复活节”，上面的照片是借来的。整个表演像是话剧，但是里面有唱，也有跳，当然天使会来报信飞上飞下，整个记录了耶稣传道，受难，复活，最后升上天去。
昨天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很多教会都有晚上的礼拜。我们教堂也不例外，大家一起读有关的经节，唱复活节的歌曲。我最爱唱的是“古旧十架”和“因他活着”。我每次唱古旧十架的副歌，就会想到袁相忱牧师和他的太太一起高唱那个歌时的情景。可惜昨天我没能去，因为今年突然人们对复活节又重视起来，很多人都来订花，我和马大晚上做完花才回来，就晚了。
明天是“复活节”，是耶稣复活的日子。通常很多教堂会在日出时作礼拜，叫“Sunrise Services”。我在肯塔基的时候，教堂早上会加一堂礼拜，妇女们都会带上胸花去参加，纪念耶稣复活。但是洛杉矶地区的人不是太重视，开花店这么多年，复活节没人来买过胸花。可是今天居然有人来了电话，要买胸花，可惜已经很晚了我们没法子给他送去，他也没法自己来取，我建议他找个近点的花店去买，也不知道他找到没有。我很遗憾，不是为钱没挣上，是因为他没早点为他的夫人订花，去参加明天的聚会。
复活节是很重要的日子，在东部，很多教堂都买复活节百合，摆在教堂讲台前，会众认领交款，礼拜后大家拿回家去。开店7年也没多少人来订花，今年对面的教堂来订了20盆，我也送了一盆给金元排骨，明天也会带到教堂去。明天教堂有9位弟兄姊妹受洗，国语的有四位，我也准备了花，这是人生大事，要好好庆祝一下。
今天因为在马丽皇后号上有个大婚礼，过去布置，四个人干了2小时，马大照了照片，回头让大家看。我们特别为新娘准备了中国婚礼帖的“喜喜”字和其他的饰品，新娘让给她个惊奇，我们是做到了，一对龙凤的蜡烛台，一个穿着古典婚礼服饰的新郎背新娘的塑像。我会再写关于婚礼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回来有很多人等在店门口，有的要买花去赴约，有的要买花送到葬礼上去，我们又忙到很晚，马大要求奖赏她吃水煮鱼，也没吃多少。我回到家就躺下了，看了看书，突然想起海洋那边已是复活节，不写点什么就过了时间了，所以爬起来又写，尽芳小友看我还在网上，跳过来问我怎么还不睡觉，有人关心真好。我要睡了，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做礼拜哪。
21 mars 在内蒙古的日子（26) - 龙虎出山1979年是改变命运的一年，国家和我们小家都是转折的一年。 那年一月中央决定《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停止对台炮击；中美两国正式建交；邓小平副总理访美。这是解放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二月对越自卫反击战；六月万里肯定了安徽凤阳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1月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一个。同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国务院确定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 全年每日每时都在对冤假错案进行着平反。
上面列的每一项改革的措施，都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起了非常的作用。
至于对越战争，我们的理解就是过去上政治课讲的是把注意力转移，因为全国万业复兴那个乱是不可想象的。城里人已经进入新阶段，可是农村还在“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的境况。这句话是我的姑父的亲戚80年代，从农村写来的信的开场白。虽然文革结束了两年，但是很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中，不是每个人都拥护给地主富农正名。因为那土改分田分地，是对还是错哪？当时的乡镇村领导哪个不是那个时候起来的?
从国家而论，各级单位和领导，因着平反出现的文革两派的暗斗都还在进行中，因为说出被害平反的原因时，必然涉及到还在位上甚至高位上的害过人的人。在建国以来甚至建党以来历次运动中都有人整人，历次运动中又都有整人的人被整了。到底怎么看待这些事？所以许多在文革中被残酷整肃过的，仍活下来的高级领导，也都在反省自己过去的做法，有很多人主动向过去他们整过的人道歉。毛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受到了彻底的质疑。
我们大家在办公室里也在谈论如何搞好经济的事，讨论如何能够把产量搞上去，把企业办好。农业局一位姓叶的老技术员是从福建来的，他说不应该只是一种经济体制，吃大锅饭，没有竞争生产不会搞上去，是呀，那平均主义的害处大家都看得到，人人都有私心，圣经讲是罪性，想想在农村锄地时，干得快的总锄到头就歇着，等到大家都到了，再一起锄回去。有多少人真正能够不计较，天天，月月，年年比别人多干得同样报酬，所以我们也很赞同。社会主义不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吗？
至于说到当时的一片混乱，事情究竟如何解决，谁能做好的决策? 我就说：“中国还得靠上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说这句话，总之心里希望有个权威，那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大概和我从小受到的熏陶有关。
就在我说了这话不久，突然收到了二姑的电报，叫我速速回京，办理调回北京的手续。我接到电报立即回到北京。原来，姑父被整死，现在平反了，姑姑没孩子，所以把我调回来照顾她。除了办我们的手续，就是帮助姑姑去办姑父平反的事。姑父挨整时，连累了跟着他的人，包括了几十年的老革命，及才工作的年轻人。现在都可以得到平反了。我替那些被整死的，整疯了的人惋惜，他们才是最可怜的。这其中有个人，要求平反时，专案组问他，那你为什么写了这些材料？他说你们看看我在纸的后面写得什么？他们一看，发现他在纸的不同位置上写了四个字“屈打成招”。这是几年后，那个专案组的人亲口告诉我的。
我到内蒙后，就没有想过能回到北京，那时真是觉得比上天都难，所以为了将来，生了个可以挑水的儿子。可现在真的办成了，做梦也没想到我也会在姑父平反中得了益。当时报户口要有接收单位才可以，正好我们原来联系的中国农科院需要200名专业技术人员。我们有有利条件：一是，李大哥当时帮我找的人正好在蔬菜研究所科技处工作；二是，我们是农大蔬菜专业毕业的；三是，我的姑父是在农科院被整死的；所以蔬菜所，农科院里都没问题，毫不费力地我们就被接受了，要知道我们是五口人进京，5个户口啊！回过头想，那都是神的恩典，当我口里承认上帝之后，我的命运会改变得这么快，我怎么能不感谢他。
不但我们走了，很多人都出了山。我特别要说的是62年被下放到和林的王健和李枫了。王健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组的组长，李枫是对台广播组组长。他们都原来在三野，西南军区，是邓小平的部下。57年鸣放时，都听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邓小平的“盖棺定论”说法有异议。记得我们一到和林就听说过他们，说王建因为说了苏联专家的不是，就被定了右派。我们在中学的朋友焦老师说，57年先是李枫出事连带了王健，两人都不认错，当然就到了下面来了。王建分到县卫生科当科长，李枫在和林中学当副校长。文革中没少挨斗，特别是打内人党的时候，被打得很惨。焦老师是北师大的毕业生，是64年8月底到的和林。因为都是北京人，他也经过反右，对右派的事情，心里比较清楚，到和林后，王健，李枫和他们关系一直都好，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关系好，所以有时学生斗李枫，把他也拉去。文革结束了，又要学外语了，王建就被调到中学教外语了。79 年秋他们也平反回到北京，王建在北京广播学院图书馆当馆长，李枫当学报主编。 在文革后期，还有一对夫妇，男的姓刘，也到了和林县。他们象是南方人，穿着很洋化，我和他们很熟，知道他们是上面下来的，但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我从没问过。前些日子焦老师告诉我刘某是原来内蒙自治区的秘书长，他出山后回到呼和浩特，给和林作了很多事情，为和林后来成为蒙牛的基地，为山沟里的建设，出了很多力。
那两年分配去的外地大学生们也陆续都出了山，广西的小韦，湖南的小刘，呼和浩特的王凡夫妇，就连邻近的托克托县的老高都走了。陈鸿厚带着三个孩子回了老家江苏盐城，最后当了盐城地区电力局的头，上网去查，他在2000年开始在无锡办起了江苏电力系统疗养院。 我本来要写一篇藏龙卧虎，可是因为在内蒙的日子到了结尾，就把题目改成了龙虎出山，其实在那里大炼了一把的每一位，无论在技术上，身体上，思想上，都格外成熟，为后来改革开放作了极好的准备。每个人都成了岗位上的中坚。圣经里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虽然我对毛的许多事不赞同，但是为着11年的吃苦，我感谢毛泽东。不敢说我们被炼成了精金，但是我们确实都被炼成了钢筋铁骨。以后的日子多苦也没觉得苦了。无论碰到什么境况，和在内蒙的日子一比，就不觉得难了，哪里还有烦恼？内蒙的日子使我得益一生。 18 mars 只活在今天
9 mars 在内蒙古的日子（25）- 拨乱反正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是百废待兴，确立领导，整顿组织，统一思想，发展经济，千头万绪。从上到下，都是乱糟糟的。 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元老们和华国峰为首的新党中央，在让邓小平复职的问题上明争暗斗。我们也都听了中央传达的邓小平给中央的要求出来工作的信，说心里话，还是希望他能再出山，因为他毕竟是个抓老鼠的实干的猫。经过叶帅等人的努力，终于让邓小平回到了工作岗位，并逐步取代了华国锋。http://www.peacehall.com/forum/lishi/1849.shtml
大家实在对华国峰不敢冒，说实在的不是毛老人家那句“你办事，我放心。”他怎么能当上主席呀。这个人实在没本事，有的就是教条。姚文元在回忆录里说毛根本没说过这句话，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也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和推行了“两个凡是”，就是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抱住老毛的那些错误做法，死不放手，国家怎么能这么发展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也开始题字，可是写得那笔字实在不敢恭维。有人写到他退下来以后每天都练书法。
人们总结那段历史，是这样记载的：由于存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针对“两个凡是”，他向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78年邓小平主持下干了几件大事：
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
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5月，《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8月，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
9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11月，平反4，5运动。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提出，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承担起艰巨的使命。
上面大刀阔斧地改变着政策，人们从僵硬的思想中跳了出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记得我的嫂子叫苦连天，她是在中学教政治课的老师，教材实在是跟不上变化。头天还在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下子给敌，富，反，坏，右平反了，没阶级了，这政治怎么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割了，三自一包的政策又回来了。
我们当时很关注有关赵紫阳的消息，因为他曾在内蒙古呆过。说他每天办公就在面包车里，在四川的各个地区视察，努力促进生产，他还发令制止买卖人口，因为那里把女人卖到全国各地，特别是西北贫穷地方。万里也带头在安徽试点，实行包产到户，让农民有更大的干劲多种粮食，不但自己能吃饱也可以有余粮卖给国家。到78年后期全国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当时的顺口溜是“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内蒙则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因为很多造反的领导也还在位上，观看着风向。http://culture.china.com/zh_cn/history/files/11022841/20080220/14681344_1.html
报上不时传来给老干部平凡落实政策，在出席代表大会的名单里，可以看到文革中许多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名字，又登在长长的名单里。报纸，广播，电视上不断地报道给国家领导人平反，开追悼会的消息。每个部委都有10几个副部长，老领导恢复了工作，新领导也还在位上，当然名单一大溜了。其实这些都和胡耀邦同志的直接工作有关。有段报道说：胡耀邦当时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推动历史前进的先锋人物。”
我们这些人，特别是从内蒙以外来的人，也不怕忌讳地讨论着。在这小小的和林县也是像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老百姓欢天喜地，鸡可以多养了，羊可以多喂了，树可以多栽了，自留地可以多种了。城里办起了化肥厂，水泥厂。农业局的那些婆娘们也不东家长，西家短的在老崔家瞎掰虎了，办起了爆竹厂，日子一天天地变着花样。这一切都给人们带来了新希望，我们这些人当然毫无顾忌地帮助农民和县里发展着生产。知识青年也开始分配工作，很多人回了城，77年开始恢复高考，老三届又有了上学的希望。我们这帮大学生中的小韦，小刘也会了老家。
我回北京过春节，去农大看我们的老师，看到我大娘的侄子郑培尧，他是我们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他鼓励我努力办回北京，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句老话，可是句真理。我们也认真地准备着，跟着电台努力地学习外语。但是回京的路仍然那么渺茫，那边也渺无音信。 8 mars 世界名人如何看待圣经？
6 mars 每日灵修
2 mars 美国炼狱（5）：青春无悔
|
資料來源：轉載自考門夫人之《奔向日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