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故事（大钟）

我下农村两年多以后，母亲越来越不安了，从很多迹象来看，我在非常明显地变坏。喝酒，抽烟，满嘴脏话，架也打得凶。而且还赌博，我估计她不知道，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我有时候突然会没有钱，有时候又很长的时间不跟她谈钱的事情。
有一次她看到了我手上的一道伤疤，着急地问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是割稻子不小心弄的。但我在她面前从来就不善于撒谎，她猜到了真相，那是打架造成的，别人一刀砍过来，我用手一挡。
我估计那时她就下了决心。
大约三，四个月以后，我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说她病了，要我赶快回家。我拿着电报请了假，匆匆赶回家，母亲的确没有上班，但看不到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
她只是说：她已经好了。让我做那些每回都做的事情，洗澡，换衣服，吃饭，睡觉。
第二天早上，她把我叫到身边，简单明了地交代我应该怎么做。
她拿出一封信，是她的一个学生写给我们农场总场的一个医生的，他们是极好的朋友。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个医生看到了这封信，就会给我开两个月的病假条，原因是腰受了伤，我再去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出一个证明，说我丧失了体力劳动的能力，就能病退回家。
我估计这肯定叫她十分为难，她是一个十分老式的人，从来不会弄虚作假。看她怎么教训我，就可以知道她会是怎么跟学生讲大道理。这件事一旦给弄穿了，不仅要毁掉她极为看重的为人师表的名声，连累别人，更严重的是，破坏上山下乡这一顶大帽子对她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她为我肯定是豁出去了。
她告诉我：我在家呆三天就得回去，过一个月就去找那个医生。等我再回家时，她就到干校去了，按照规定，教师应该到干校锻炼半年。
她会跟我找车，我马上也去，她猜到了我的心思，异常严肃地对我说：
“你必须来，我不在家，没人管得住你，一个人疯玩，弄不好要惹出麻烦。”
我当然不愿意去，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没有听说谁带一个大人到干校去的，连孩子都很少，但我从来就拎不过她。
就这样我也去了干校。
那时已是文革的后期，人们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已经厌倦了，很多事情只是走走过场。母亲年纪大了，50多岁了，就照顾安排她养猪。
她在干校倒是身体心情都很不错，我想：一个原因是有我在她身边，就会安心，从来都是这样；另外经过了文革疾风暴雨的洗礼，她可能感到和猪相处更为自在，它们至少不会去告密，不会来审查她。
那些猪都认识她了，一看见她就会地围过来，高兴地乱挤乱叫，她还把它们一个个介绍给我。最后她提前半个月离开了干校，借口是要带我看病，其实是要过年了，不忍心看到把一只只她已经取了名字它们给杀掉。
我就这样和母亲一起过了一段相当平静时光，以后就再也没有那样天天和她在一起了。

母亲在那里住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房，我自然不能和她住一起。她对我说：
“你得跟大钟挤一间屋。”
“谁是大钟，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他原来在系里的实验室打杂，不在我办公室那边，你没有见过他。”
“他也是来轮换锻炼的吗？”
“不是，干校一开始他就在这里。”
等了一会，估计是在考虑怎么跟我说，
“他是一个右派。”
“右派？不是大部分都给开除，回原籍了吗？”
“他的姐夫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干部，就想办法把他安排到了我们学校。”
“他说了什么，就成了右派？”
“你要知道这干什么？要跟着学？”
接着又嘱咐我：
“他长期一个过，恐怕有些自己的习惯，要记住，你去是打搅了他。你平常和我在一起，只过去睡个觉。”
“怎么是一个人，他没有家吗？”
“他没有结婚，父母亲都不在了，就只有一个姐姐，听说他姐夫安排的条件就是他姐姐不要跟他有什么往来，不知是真是假。”
“他父母亲是怎么就死了呢？”
母亲有些不高兴了，说：
“不关你的事，你问这么多干嘛。”
那就是她知道，不想告诉我，恐怕不是什么正常死亡。
这是母亲从来的一个特点，不好的事就不愿意跟我说，就好像她能为我挡住一样，她总是愿意这个世界对我像天堂一样，但这个世界却好像并不跟她争气。
“大钟是一个实在人，跟我在一起工作，什么脏活重话都是他抢着干。我提出你要来跟他挤一段时间，他不犹豫就答应了，只是要我跟工宣队说。”
她说他是一个实在人，却不敢说他是一个好人。
她接着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
“他是个神童，十六岁就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那个时候叫跟领导提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才刚刚十八岁，不过是一个孩子。”

我一见大钟，就知道为什么别人这样称呼他，姓钟，个子又大。
不过他是很有一点怪，第一，他的话极少，或则说几乎没有。母亲带我去见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话特别多，她平时并不这样，可能是有点高兴，可他却一句话都没有。我问他什么，永远就只有两三个字的回答，再问，就一个字都没有了。
第二，他不喜欢开灯，永远在黑暗中。他会跟我留门，一旦我上了床，他就会说：关灯。记得我有一回说：这是集体宿舍，又不要你的电费，为什么要慌着关灯。得到的回答还是：关灯。想到母亲的话，我只能闭嘴关灯。
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抽烟。两个人就这样一声不作，躺在自己的床上，就只看见烟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发亮。
我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抽烟，一天她还是不满意地说：
“你离开了那个环境，就应该把烟戒掉，身上难闻死了。要是你父亲这样，我就根本不让进门，我拿你真是没有办法。”
我赶紧说：
“不是我，大钟烟抽得厉害。”
“大钟抽烟？我怎么不知道。不过你还是应该把烟戒掉，就当是为我。”

我那时候在家里人的要求下，正在学小提琴，母亲还为我找了老师。
可我一直拉得不好，我从来认为错不在我，而是开始的时候听众不对。我就在母亲工作那间小屋里练琴，外面就是猪圈，听众老是有低沉呼噜声，当然有时也不缺乏高音，但永远不会和我合拍。
有一天我回到大钟的房间，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没有睡，就跟我点了一个头，算是招呼。当我把把琴放在椅子上时，非常意外听到：
“你正在学小提琴？”
这远远不止三个字，我自然有点受宠若惊，点头说是。
“那你拉给我听一听。”
我咯呀格呀的拉了一小段，就听到：
“你拉得可不怎么样。”
这就有点太不友好了吧，自然希望那个字多一点，但也不应该这样嘛。
“那你一定拉得不错。”
他一句话不说，拿出琴，校了一下音，拉了一段练习曲，我立刻就惊呆了，他肯定有专业水平。
我的老师是母亲一个同事的丈夫，他是音乐学院教这个的。照他的说法，拉琴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要音准，二是要拉得响，其它花里胡哨都无所谓。
我虽然琴拉得不好，听还是会一点的。
拉完练习曲以后，接下来的乐曲悠长缓慢，沉郁而伤感，只扑着我的心而来，我忽然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记不得有多长的时间没有流过泪了，恐怕是内心已经干涸。人们总说不笑的人可怕，可要是人不哭了，那恐怕是彻底完蛋了。
我想到了自己，父亲那个时候还在被监督改造，一个反革命的儿子谈前途有点好笑，招工招生我都不可能通过政审，要是就在农村一辈子，那人生可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依赖母亲，要是哪一天她离开了我，我就会跟大钟一样，处在无穷的黑暗里了。
当人流了泪以后，自然会感到轻松。当他拉完以后看着我，我有点得意地说：
“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 的主题，是1869年夏，柴科夫斯基在乌克兰卡蒙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时，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处听来的，这是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柴科夫斯基最终根据这写成《D大调弦乐四重奏》。
柴可夫斯基被称为旋律大师，的确是以旋律见长。他的很多音乐那怕只听了一遍，那旋律你就终身难忘。旋律美的音乐就适合独奏，所以这个曲子有很多独奏的版本，长短都有。我比较喜欢长的，因为那里面往往包含的有一段快板。
那缓慢的旋律就像有人用手在揉你的心，你还可以强忍住眼泪，一旦那快板一来，就再也忍不住了，夺目而出。等到那慢板再回来时，就用不着忍眼泪了，这样你才真正知道这音乐有多美，多动人，从你的心里走过一遍后，会跟你留下什么……。
《如歌的行板》被认为是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很多人认为它表现了俄罗斯人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后来当我听到《辛德勒的名单》最后那一段著名的音乐时，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跟《如歌的行板》有些相似。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
我家那时有电唱机，就有这个唱片，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这段音乐。但听唱片和听现场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

他又拉了第二首，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曲子。这跟前一个完全不同，明快而动人，像美好的梦幻，我就在这音乐里看到了自己儿时母亲的笑脸，我心仪的姑娘；看到了明月清风下的婆娑树影，晨雾中缓缓随着流水而来的漫漫江花。
突然间，音乐没了，他慌乱地把琴还给了我，还是：关灯。
我还没有醒过神来，他又匆匆忙忙一阵乱翻，递给我一盒烟。好家伙，是一盒大中华，我原来只见过这种烟盒纸，那还是我小时候用一大堆烟盒纸跟朋友换了的，像宝贝一样。
“你能不能不跟任何人说我拉琴的事，跟你妈妈也不说！”
我还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急切地又说：
“我求求你了。”
见我点了点头，他把烟塞到我的口袋里。翻身上床，还是背对着我，一动也不动了。
就是他不给我这一盒烟，他眼里的那种无名恐惧，就会把我吓得不敢作声，虽然我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
我关了灯，拿出一枝，抽了一口，就扔掉了，完全变了味，不知已经放了多久。
也就只有这一次例外，大钟就又退缩到他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文革结束后，绝大部分右派都平了反，我一天忽然想起了大钟，就问母亲：
“大钟这下好了，一定回北京了吧？”
母亲本来跟我正在笑着说什么，就立刻沉下脸，说：
“他已经死了。”
“什么？”我惋惜地说，“他要是能熬到现在就好了。”
“他熬到了，平反半个月后自杀的，听说回北京的手续都办好了。”
“那为什么？”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转身走了。
前两年有一部电影《伪钞制造者》得了奥斯卡，一个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被解放后却自杀了，太太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我没有吱声，但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我知道大钟。
我从来认为自己不能理解大钟，虽然心理学家可以找到解释，他们总是能，无非就是感到什么都没有了，不能适应自由了这一类套话。
但我看来，除非把一个人像大钟那样扔进看不到任何光亮，深深的黑洞里二十年，谁也理解不了。

到了美国以后，有一回我跟太太到新奥尔良玩，晚上我们去坐密西西比河上的游览船。船上有一个小乐队，演奏那些著名的爵士乐。
突然一变，鼓声没有了，我听到了那熟悉的旋律：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不过不是小提琴，而是萨克斯独奏，合着低音提琴的拨弦，仍然是那样如泣如诉，直扑着我的心而来。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间低矮的小屋，又看到了大钟在窗外透进的淡淡月光下，随着音乐忘我晃动的身影。
不知为了什么，那一下我又是泪流满面。
太太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只是简单地告诉她不过是风吹迷了眼。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那天晚上的事情，总觉得只是我和大钟拥有一刻，不愿和别人分享。心里更深处可能是，不认为别人能理解，如果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那更是一种亵渎。
当年白起坑杀四十余万赵俘，史书上不过几十个字。现在的有些人谈到抗击匈奴，就热血沸腾，可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将来的人读这一段历史，也只会知道那时有几十万人被打成了右派，恐怕也只会有短短的一段，有谁能知道有大钟这样一个人呢。
我只是站在船舷，听着那熟悉的旋律，低头看着那表面被灿烂灯光弄得五颜六色的江水缓缓地流淌，心想，这黑漆漆的江水不知就这样流了多少万年，其中包含了多少眼泪和苦难，只有它自己能够知道。
又不知为了什么，我在这真挚，忧伤的音乐中慢慢地悟到了一种解脱，重新抬起头来，看着色彩斑斓的广告牌，像珍珠一样串起来的车灯，更有那岸边花丛中相拥的情侣。
这一回真正的有点迷了眼。

 

附：我在视频哪里放的“如歌的行板”

在网上读到这篇文章，文革中，多少人被打死杀死。但是陆先生是为了真理争议，自己选择了死。 我敬佩陆洪恩的正义怒吼，他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 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为 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他于是被枪杀了。 有些人还在大捧毛，看看这些历史吧。

刘文忠：一桩等了三十七年才完成的遗托 1966 年我因参予哥哥刘文辉书写反“文革”十六条反革命罪被关押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四个月后我哥哥成了文革中惨遭公开枪杀的第一人。我坐牢时结识了难友上海交响 乐团指挥陆洪恩，一直相处到68年4月，看着陆先生走上断头台。陆先生在临刑前留下遗托给我：“小兄弟如能出狱的话，请详尽转告我儿子，我是如何死在监狱 里的。”69年我第一次出狱戴反革命帽子管制在厂时，冒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照着他生前留给我的地址，偷偷摸到北京新村一个叫望德堂的天主教堂旁的住 宅，不料见门铁锁，杳无人影，不知他的儿子去哪里了。后听邻居说，他16岁儿子已被发配去了新疆，妻子已扫地出门被赶走了。当时我含泪长叹：“陆先生，我 没有完成你的遗托，你家属正遭受株连。我真想对你儿子说：年轻人啊，你父亲死得好惨啊！但他斗争到最后一口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发誓，有生之 年一定会完成陆先生的遗托。以后我又进了监狱，十三年后九死一生获平反，时间一幌三十七年过去了。2004年11月我在港澳地区出版了自己的传记文学《风 雨人生路》里面有二节详细叙述了这位音乐家最后走上刑场的一幕，及我寻他儿子的经历。不久我的书被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国文革死难烈士纪念园》的主办人王友 琴女士读到，她来电转告了我一直想寻找的陆洪恩儿子的信息。我又通过另一位当年难友陈古魁（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找到了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他们是一 个文化系统。事隔三十七年当我向陆于为叙述他父亲遗托和临死前这段牢狱惨状时，这位五十五岁的画师，一边听一边眼眶涌出一串串泪水。他痛苦的说：“三十七 年过去了，他那已麻木、平静、认命的生活被我的讲述掀起了波澜，心灵被震撼。这几天他反复读了《风雨人生路》，彻夜难眠，痛苦不堪。他一再含泪说：”想不 到父亲死得这么惨，这么苦，这么壮烈！想不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对“文革”遗忘得这么快！他一再感谢我对他父亲临死前几个月的照顾和有胆量如实写出这么珍贵 感人的历史事实。陆于为给我看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和别人写的回忆文章。对着相片上这位四十七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我怎么也不敢相 信，68年送上天堂的那个身体佝偻，白发苍苍，俨然古稀老人的信仰天主教的音乐家陆洪恩。二年不到，牢狱把他折磨得截然两个人形。 陆于为痛苦的回忆，66年5月28日这天，上海交响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父亲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他走到父亲跟前， 低声说： “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的发言，你不要讲话了……”因为他听母亲说26日学习时，由于爸爸讲了一些不应讲的真话遭到批判。父亲轻轻摸着他的头说： “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那是个阴霾的早晨，他目送父亲一步一回头走出家门，谁能料想，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 夜里单位同事来告诉我们，这天他在别人不断围攻批判他修正主义思想时，父亲耿直、倔犟、宁折不弯的品性又一次仗义执言、滔滔不绝、慷慨激昂、语惊四座。他 正义怒吼：“我看不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文章有什么错误，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万岁。”后来父亲直接被单位扭送进公安局。当他以反 革命罪被拘捕后，在上海芭蕾舞学院教钢琴的母亲遭了殃，我受株连，三个月后被发配去了新疆。那时我十六岁。十三年后，79年9月父亲被平反，落实政策后我 才批准回上海。父亲没有留下骨灰，没有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我一根父亲用过的指挥棒留念。81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亲，身心憔 悴，疾病缠身后去世了，一场“文革”灾难使我家破人亡。尽管我目前生活平静，但“文革”这恶梦阴影还一直笼罩着我，残酷惨烈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性格。使 我变得胆小谨畏，没有了菱角和斗志，我一直想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父亲究竟干了什么？造成张春桥等人非要杀他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读了刘先生的 《风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愤恨，但又无奈。记得上海文化局为我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遭到有关部门拒绝。我真无可奈何！ 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爷爷惨烈的事迹，怕像我一样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我大声呼喊像我父亲的事不要在中国大地再发生了，但愿中华民族不 再出现腥风血雨。 陆于为的这段回忆使我想起68年4月20日这天，陆洪恩最后向政府表态，甘愿做义士去死的演讲一幕。由于陆洪恩在监狱犯了攻击诬蔑毛泽东的防扩散言行，政 府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正义怒吼：“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 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为 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 人迷信的毛的‘顺民’！”（摘录书中陆临死前的表态一节）这位敢讲真话，敢仗义执言，大义凛然的知识分子在文革疯狂泯灭了人性和真理的“红色恐怖”年代， 他悲惨命运的开始一幕与死亡闭幕，惊人的相似。真希望后人千万不要做“文革”健忘症人。应该深刻彻底地反思这场民族的灾难，否则将是民族的悲哀！ Share

        上一篇讲到复课闹革命时，说起修毛主席像的事，今天查资料说第一座毛主席像是清华建筑系修的，时间是67年的5月份，地点是清华拆掉的二校门处，从此后各个中央机关，各省市，大学，军队都修起来，在北京大部分是水泥灌的，模子有两种戴帽子的和不戴帽子的，大部分的像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姿势，也有背着手的。其它地方也有铜的，汉白玉的，玻璃钢的。这些像都很高大是全身像。有精致的也有粗制滥造的，所以后来的批示是后一种可以拆掉。但拆的不只是后一种的。

 

 

 

 

 

 

 

      因为看到文革时的课本，想起我们复课闹革命的境况。 也记录一下。这是67年的事。

        爱心妈妈网址：http://spaces.msn.com/huangzheng1950

1967年开始复课闹革命，不说大学学什么，摘录两段数学和几何课本。了解一下历史。

 

1967年8月上海市小学教材编写组：上海市小学暂用课本《算术》（六年级第一学期用）第二单元摘选

 

1969年1 月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数学》第二册《第四章。简单图形》摘选：

垂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海第三钢铁厂的工人师傅敢想、敢干，把两座高达五十五米、重二百三十吨的巨型平炉大烟筒，分别用了八个小时和五个小时，“垂直移位”三十一米和四十米，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垂直移位”就是大烟筒在移动时，和地面保持垂直。在数学上，如果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就说它们互相垂直。……

平行线

曙光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教导，在夺得夏粮大丰收之后，又投入新的战斗。双轮双铧犁奔驰在人民公社广阔的田野上。用双轮双铧犁犁出的两条笔直的垅沟是互相平行的。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平行线。……

 

      文革开始时，我们还在涿县分校劳动， 突然学校让我们都回北京。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卷起铺盖卷打道回府。

 

      到了学校一看，沿着我们宿舍楼两边全按了架子，上面贴满了大字报，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是在五一六之前，攻击的人全是过去被打成右派，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教授， 甚至工人，干部。我们是两眼一抹黑，为了了解发生什么事，记得我们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看他们的大字报。我们没什么可写得就抄别人的大字报，回来刻蜡板印传单，那是我第一次夜里不睡觉的经历。当时学生也被分成了左，中，右。我说过我家因受过教育的多，当干部，当教授，学者的亲戚也多，再加上海外亲友也是国民党著名人士，自然被列为右了。这还是马晋辉后来告诉我的，他们几个看见了老师的本子。记得一位同学就对我说：“我们就是要带着有色眼镜看你们”。

 

      到了“五一六“通知后，目标直对党内走资派了，大字报就贴到了校领导身上，我们就更不了解情况了。海军司令苏振华的前妻是个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人，屈就在我们学校做党办主任，她的孩子都从爸爸那里跑回她身边。 她打头写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副校长高鹏先（贺龙手下的老红军）是叛徒。我们校长是王观澜（毛选里写“既来之，则安之”就是给他的），是个好老头儿，因为他身体不好在房子外边装了个炉子给房子加温，就有人攻击他是资本主义封资修，别的也没什么。后来听说果树专业的（他们班里面成份好的多）还想刺杀过王校长，别人通报了才没干成，学校里乱开了，国家也乱开了。我们班的大多数家庭都受到冲击，所以大家也顾不上别人，人都疯了。记得我们都得去北大看斗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其场面之大可比这里的宣教大会，他们那里干部子弟那么多，就更复杂了。

 

      我的四舅生病住在了301解放军总医院。我回家去，才知道城里更是一片混乱，抄家，打人。我们院子里住着一位北京建材学院留英的田教授，他们学校来了一帮人抄他家，把田奶奶的香水全摔在院子里，整整香了两个月。富大妈是个满清后裔，但因没钱成了城市贫民，那时她堵在门口，每当有街道小孩来捣乱，她就冲他们喊：“回家去，没准儿明天你们家就被抄！”果不其然，好多家都如此。回到家见我妈正在烧掉那些过去的杂志，其实有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有我大姑的大学文凭，校刊等等她认为可能惹祸的东西。正好我的一位远房不着边的的亲戚和我同班，来叫我一起回学校，看到了，就和我们班的另一派的说了，并且说因为所有北京同学家全被抄了，就我们家没动，所以浩浩荡荡地叫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带路就来了。但她不认识路，就去叫了我的中学大学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带路。他们抄了一通也没抄到什么，我妈一个护士挣36元能有什么。他们只把几件皮袄封在箱子里， 把我妈住的屋子封了，把她的结婚戒指和存折拿走给了银行。文革后，戒指作价90元国家拿走，存款因为十年没动长了好多。我们毕业时我的同学来我家聚聚，其中一位抄过我家的人也来了，我妈跟我说就是他很凶，我说没关系，别说什么。本来么，大家都是听上头的。

 

      我们班里北京人一共有七个，全部被抄。X同学的姥姥被吓得跑出去再也没找着。马家爸爸的爸爸被控是日本特务，和她的弟妹被轰回大连老家。X同学的爸爸是留英工程师当然没躲过。X同学的爸爸是私人开业医生，他把他的风头车骑回农大，结果说他转移财产。X同学的爸爸过去跟着马鸿奎军阀当官，自然被从她家院子撵出来。X同学家一直照顾他们的舅姥姥被赶回老家，家具等被抄走，她舅舅家的金条全被没收，文革结束抄走的东西都没找回来，舅舅的金条当然也便宜作价了。

 

      外地的也一样，最惨的是X同学父亲上吊自杀，X同学母亲跳河还好被救起来。至于挨斗就更不用说了。即使出身好的，也都受冲击。说带有色眼镜看我的同学的父亲虽然是中农，过去在国民党时代做过参议员被斗。另一位报告抄我家的同学是革命军人出身，后来说他爸爸是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也受到批斗。我哥趁我去看舅舅的时候对我说，别忘了反右派的事，暗示我要小心。后来他也被关了三个月因为是中学的工会主席。我只记得母亲去看他告诉他，无论如何不可以想不开自杀。

 

      学校里的活动我参加过两次，一次全班集合去刘步洲老师家抄家，我没进去就在门外，在刘老师和刘师母身边站了半天。 他是我最敬佩的老师，每天在涿县和我们一起抓粪，一起劳动，教了我们很多知识。何况他没孩子，我有个高年级的已经毕业的好朋友像她的女儿一样，回来吃住在她家。后来他们抄出我朋友的相册还问我为什么我朋友的东西在他家。后来人家找马家爸爸参加整他的清查小组，被马家爸爸一口拒绝了。

 

      另一次是让全体同学去抓联动，大队人马被带到颐和园后边和八一学校墙外等着。我问等什么？组织的人说等联动，我问怎么知道谁是联动？他们说穿军装的。我说你们不是也穿的是军装吗？笑话吗，就这样等了几个小时才让回校。

 

      我因为舅舅生病，也没顾上学校的很多事。后来他们还冲过中南海，斗谭震林等等等等，因为我们同学有相机，马家爸爸跟他还上了后台去照了像。总之，就这样不上课瞎胡闹地到了年底，我们就串联去了。 我为什么没能入上红卫兵，因为我不同意说王观澜校长是反革命，头头说不反对王观澜就不能入东方红。所以我这前半辈子除了带过红领巾，别的都没当上。    

 

       不过我觉得中国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善于忘掉那些伤痛，挺好，为什么让这些往事折磨自己，折磨别人哪？本来每个人都是罪人， 罪人整罪人能整出什么名堂吗？我看还是我的神好，他是十全十美的神，给我们做榜样，用爱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爱人如己，我们有什么不可以饶恕哪。

 

      四十年过去了，百年校庆，同学们又见面了，玩得挺愉快，好友寄了相片来，老的都认不得了，黄老板让我标上人名在给他看。我花了好几天工夫也没猜出来，打了电话才闹清谁是谁。

 

      写这些是希望历史不重演。

     

      一说起大串联，马大河就兴奋不已，希望也有这个不花钱的旅游机会，不过想坐飞机，别坐火车。

      昨天和金元老板娘聊天，聊的最热闹就是这件事。她那时上中学，是和她姐姐一起跑东跑西， 上了北京虽然受了毛主席检阅, 但没看清在那儿。去上海没钱吃饭又马上回来。去了西安因为不想用扣了供应油（那时一人一个月三两油）换来的全国粮票，只能吃柿子红枣，所以也立马打道回府。只经历了趴火车的拥挤，混乱。

      我们那时已经在上大学了，1966年末，中央号召革命大串联，学校借给每个人45块钱，大家就各奔东西了。我们班因为出身的问题分成了两派，我们这一派都是成份高的，我们21个人就一起出发了。先坐火车去了沈阳，满街都刷成了红的叫红海洋， 其它没什么印象。接着就坐火车去了大连，记得参观了旅顺口，看了个日本时期的监狱，里面还有水牢什么的， 马路上有炮楼似的小建筑， 不知是打鬼子的还是透气用的都记不得了。然后一伙人从大连坐船到烟台，住在小间仓房里，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船，吐得很厉害，一个大爷给了我个苹果，说吃了就好了，还真管事，不吐了，也到了。

      烟台真是个好地方，不记得那亭台楼阁叫什么了，反正靠大海，远远地望了望那个美丽的海岛（我老了怎么也记不得叫什么了）问了马岩叫蓬莱，对了蓬莱仙境，可没见海市蜃楼。在烟台印象最深得是那里的馄吞。一个大海碗里面有鸡丝，鸡蛋丝，虾皮，紫菜，总之各式各样的佐料才1角8分一碗。现在想起来还馋。我的四舅原来在烟台军区工作，刚刚过世，我去看四妗子（舅母）， 她就说“你们这哪儿是革命大串联，就是游山玩水吗!。" 其实， 我们是玩儿的挺带劲儿， 革命吗？只捡了些传单背着。

      从烟台到了青岛也不记得玩哪儿了，但是留了一张全体人马的影。也没顾上看二姨，只记得在轮船码头排队等票上上海。好像票快没了。现在洛杉矶添宝花园的黄大老板是我们的同学，广东人，脑袋就是灵。他出去维持秩序去了，回来就叫我们跟上他全部21人都上了船。我的妈呀！这三天的海船，我们全住舱底通铺，躺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动一下吐一次，苦呀！所以马岩说她晕船时，我知道是从哪儿遗传的。马家爸爸也和我们在一起，但是他没事儿走来走去， 很高兴。

      到了上海去参观了几个典型的大资本家的家， 有点像国内人到这儿看人家家一样。也是华丽非常。 只记得展览的人家在困难时期存了很多的黄草纸，火柴和肥皂都摆在桌上。那张床很华丽，据说可以加温，所以拿来展览讲资本家多么腐朽。现在我们的生活全比那个资本家腐朽多了，不用说擦屁股纸和日用品高级了，屋子都有空调了，他那里赶得上。也不知那家人家现在在哪里？在上海看了四姨一家，把背了一路的传单存在她那儿，我们就开始徒步大串联了， 因为中央说要学红军长征一路走过去。

      我们从上海向杭州出发， 沿路经过了嘉兴，嘉善，每天走三十多公里，脚真痛呀。只记得嘉兴的肉粽子非常好吃，因为以前没吃过。晚上睡在老乡临时搭的通铺上，吃饭3分钱一份，青菜米饭。既然是革命大串联就得给人家唱唱革命歌曲，什么“造反有理“呀，“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歌，当然不能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了。走了几天忘了，终于走到了杭州，住在了浙江农业大学。看看大字报，看看西湖，日月潭，雷锋塔。在杭州最不习惯的是厕所，窗户大开，里面一排木板做的座位，人们就在里面和外面人聊天，好像大家全都进行的事不必隐藏，真怪！ 我们急着赶路，就又向绍兴出发。对了那时的目标是向南走到江西。

      绍兴给我的印象最深，男人带着贺老六式的毡帽，穿裙子下地。我们看了秋瑾墓，百草园，吃了五香豆，那里的包子很大，能看到肉满满的，吃了才知上当，因为他们把面团垫在皮中心，上面放上一点肉就显得很多了。我们又走着去看绍兴的东湖，沿途最大的一景是死人埋在地上边，用石板盖在棺材周围，那里的山都是青石山，所以到处可以采石板。东湖很美我们决定坐船游览，船夫坐在船头用脚划着船，后来我们干脆请他划回绍兴，好像每人才花了5角钱。

        我们是年底离开的北京，这时已经二月了，突然听到北京传来二月逆流的消息，就是老帅们向中央文革反击，我们这些不想再走下去的人扭头就往回走。火车挤得一塌糊涂，我们好不容易才从窗户爬上去，车厢里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里都是人，就这样一开窗户我们爬上来14个，很像印度的火车了。后来听到很多的关于挤死挤伤人的故事。我们终于回家了。马家爸爸和另一半人继续走到南昌，也各奔东西。他和黄老板去了广州，我的好友回了长沙老家，其他的人也陆续回京。

        我就这样地以革命的名义游了山，玩了水，串联了两家亲戚，除了脚疼没生病，没闹灾。对了，工作后第一次发工资就先扣除了学校借我们串联（旅游）的45元钱， 原来不白玩儿。

 

      PS:想了解多点儿文革可看马家爸爸A